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因雷曼兄弟的破产而停下扩散的脚步，已经快速的向欧洲、日本、美洲、俄罗斯以至于全球蔓延。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央行都在采取统一的行动，积极的干预市场并阻止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全面爆发，都在采取快速的反映、刺激经济的活跃、防止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全面爆发，都在采取快速的反映，刺激经济的活跃、防止全球经济进入衰退。

美国政府一连串的救市行动和美国总统“大胆行动”的坚决决策都想全球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各国政府都应共同努力来拯救全球的经济，包括本国的经济。

当经济全球化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这个全球的环境而“独善其身”，能不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当货币全球化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资产在全球化的流动而不受这种货币流动的影响，尽管中国这个尚未对外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国家也不可能关起门来“独善其身”。

中国有近20000亿美元巨大的外汇储备，按道理说人民币未自由兑换的情况之下，完全可能自己玩自己的，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防火墙，但外汇却不是以黄金而是以各国货币的形势存在的，或者是以美国的国债、两房的债券、各种投行的债券或虚拟资产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防火墙只隔离了与人民币的兑换，却无法改变外币资产波动的影响，特别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也就将中国置于了世界金融危机的风暴圈中。

外币是如此，实体经济也是如此。

美国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实体，也是主要商品的世界结算货币发行国，美元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主要外汇存在形式。因此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也因此，此次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才会通过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将病毒迅速的传播到全球的各主要经济体，让全球的央行都不得不密切关注。

美国的此轮经济危机都认为是来自房贷的次级债，来自于美国政府好心的希望那些本就买不起住房的家庭可以通过零首付和次级债从市场中解决住房问题，随之购房运动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按罗奇的说法，房价的上涨改变了美国人传统的靠工资收入（劳动收入）消费的习惯，让更多的美国人在按房屋资产（也包括股票的金融资产）升值的预期来加大了消费，并让美国的消费在过去的14年间每年以高达3.5%的增长率上升并创下了2007年消费占GDP总量的72%的比重的历史记录。但同一时期美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平均仅为3.2%，即使储蓄为零也难以为继，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靠资产的升值在花预期才收入，并形成了极大的杠杆作用。

当进入房贷还贷高峰时，超值的消费和利息让还贷开始出现了困难，房价开始下跌，将次级债的证券化问题暴露了出来，并扩大到了以房屋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其他行业。金融危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开花结果了，先是与次级债相关的机构，接着是投行与银行，世界级的巨无霸在刹那之间烟消云散了，被重整、收购、破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袭来，给市场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全球性的恐慌在于人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已急速下滑的危机会在何时见底？大摩、高盛、瑞银或者澳洲、美国、德国、日本的一系列投行与银行还会有谁将继续宣布破产。

新兴市场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成为了美国人疯狂消费的受益者，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来自于中国和新兴市场中大量进口廉价的商品，让亚洲地区的实际GDP在2000年—2007年平均增长了近8%。中国以美国为核心的出口也连续从2004—2007年保持了年均25%以上的增长，约占到了中国总外需的20%，反过来中国大量的外汇购买了美国的各种债券，又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种补充，推动着美国资产价格的上升和消费的增长。

如今当美国出现危机时，首先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并影响到GDP的增长，而美国在大量企业的破产时，仅投行大约就会给社会增加几十万人的事业。这些曾经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高收入、高消费的人群在破产与失业中迅速变成了社会的负担并也许会因负资产和过去的过度消费而拖累今后的美国经济。投行的破产也会让甲级写字楼和高档公寓萎缩，进一步拉低房屋的资产价格。当银行减少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时，美国的实体经济也会失去动力。2007年家庭负债率已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的美国，消费市场的紧缩自然也会再度影响中国和新兴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这些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国家的GDP增长，同样对英、欧等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也会大大下降。

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向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转移时，全球的外需与经济都必然的相互制约而出现全面的下滑，中国自然也会在资金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上脱不了干系。

正因为这种全球的关联度，西方央行才会采取一致的行动来稳定与拯救金融市场。美国则不但在国内采取了政府最直接的干预行动，也在支持西方央行共同稳定金融市场！

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拯救市场的措施得到国会的批准，如果美国不断的加大干预与支持的救市力度，那么就可能重建世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重建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和对美元及美元资产的信心，就可能让多米诺骨牌不再继续倒垮。虽然美国经济从衰退到上升还有待时日，但至少让这些直接影响到世界信心的恶性事件减少到可控的程度，并力争在西方央行的共同努力之下将危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不要变成全球性的金融灾难，但同时也存在着美国政府的措施并不能阻止危机继续扩大的可能。

中国会怎样呢？在全球的经济下滑和中已出现的经济下滑面前，也必须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来拯救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切不可沾沾自喜于还有较高的经济增长，自喜于没有次债类金融产品，并自认为可以“独善其身”。

中国的经济也已面临着急速下滑的危险。去年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来就立意于美国爆发次级债的风波之前，更不可能预见到“雷曼兄弟”的破产，尤其是中国的通胀下行与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消除了通胀输入型的威胁。经济下滑与破产数量的扩大已将中国的这辆马车置于了陡峭的滑梯之上，实际GDP增长的下滑速度远远大于名义GDP的下滑速度。缺少了外需，再不能启动内需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再自以为比预想的好的鼠目寸光会让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曾经有过一段长达半年的救市与不救市的争论，曾经有过西方教科书与西方教师们的榜样作用。但今天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已率先打破了经济学中传统的不干预做法，因为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远远高于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无能为力时，正是发挥政府作用的时机，尤其是中国这个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系。

9月15日，央行出台了双降的措施，试图给市场增加一点信心。9月18日，又出台了三项措施来挽救股市，但当一辆一百公斤的马车在快速下滑时，仅仅用三十公斤的微弱力量就想拉住这辆下滑的马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用同样一百公斤的力量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大约至少要用一百五十公斤的力量才有可能阻止住下滑的趋势，而要让马车从下滑逆转为上升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力量，出台更多的措施。

如果中国的经济回复了较快的增长，也会对稳定世界的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显赫”。而如果中国再不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的危机中自毁长城。唇齿共命运已容不得看别人的笑话，自救己与共救成了一条绳上的一对蚂蚱。

中国的股市不行了、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不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行了、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加重了、中国的金融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中投和中金融业的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支持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也要不行了。一旦房价出现了互相攀比的暴跌，那么类似美国次级债的风波就会从中国再次向全球传播。

都说中国的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因为拉动的相关产业最多，对GDP增长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是拉动中国消费的龙头，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必须的，但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性措施也是全球最严苛的。

为什么在防止投资过热时出台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在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近四个季度实际投资出现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保增长”的口号是句空话，在保增长时不应取消这些限制性条件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出台一些放松管制、加大支持的措施与办法吗？

为什么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时出台的各种税费和限制性条件在房价出现下降和交易已严重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为限制交易而增加的税费不应在消费交易已严重下滑出现调节过度时取消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刺激交易与消费吗？

为什么在防止过度投资而刺激房价上涨时出台的各种个人消费信贷政策在房价下降、投资行为消失时仍不取消呢？当外资与社会想投资房地产时，政策严格限制并不许他们投资，今天当房价可能下跌时，政策想让外资或投资者投资大约都没有人会出手了，而政策却没有丝毫想放弃自身错误的考虑，结果只能限制的是更新换代的真实消费。

为什么在防止经济过热时出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世界经济危机和GDP严重下滑时仍在坚持？违反《商业银行法》的信贷规模管制仍在坚持？国际粮价高涨时，中国严禁粮食出口的措施在粮食大丰收的压力下开始放松了，但国际的客户早就丢失了，粮食的价格也同样失去了盈利的机会与竞争力。

早在1979年时，为拉动经济的增长和鼓励投资时，政府就犯过同样的决策错误，迟迟不肯将限制投资过快增长时征收的投资方向税取消，直到保8%的失败时才想起那些与当前目标产生反向作用的政策没有及时的调整，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时又同时取消了对节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至于造成了今天节能减排的困难和压力。难道今天还要重复的再犯那些过去的错误吗？

不要以为救市是在救开发商，取消或减少交易的税费更有利于市场的活跃。这些交易税费大多不是开发商交纳的，而是消费者要承担的，尤其是二手房的交易更是与开发商无关。

不要以为放松个贷，特别是第二套住房的信贷政策是救开发商。固然交易量的增长会有利于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和利润实现，但更多的是解决了居民的消费和住房的改善。

不要以为放松对开发商的信贷仅仅救了开发商，更多的是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刺激了消费，并且让国有土地有了价值实现的可能，增加了城市公共开支的能力。

7月8月两个月的财政税收增幅大降，已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恶化，同时也证明了房地产支柱型产业对税收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中国的消费拉动、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相关产业的带动，以及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开发商仅仅是所有这一链条中相关的最薄弱的一环。以为牺牲了开发商其他的环节仍能保持正常增长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为限制这一个环节就牺牲更多的利益难道也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吗？世界各国的救市都是从房地产开始，这不早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吗？

假定我不入地狱之幸能成为中国经济之幸，宁可消灭开发商这个行业，但如果更多的相关利益要靠这一产业穿针引线作为媒介串联起来并收获更多的利益，又何须为此而耿耿于怀呢？

当今之下、全球的金融危机之下，已不再是讨论某个行业的生死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生死问题，“皮之不在，毛之焉存”早就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年初也许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年中也许还可以等一等，但美国政府的迫不及待、俄国政府的当机立断、西方政府或央行的一连串行动，已将这些不确定性摆在了桌面上。一连串金融巨头的倒台都是以天、时在计算着生与死。中国甚至也会因此而有人丢官、有人丧命。继续犹豫不决只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多的损失。中信证券收购贝尔斯登得益于中国官僚主义的审批制度而幸免于难。但中国的经济并不会在这种拖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减少损失而重建增长的信心。

似乎没有人再批评汇金公司的股市1802点时出手，似乎也没有人批评单边税收的政策（当然再早些出手就会减少更多的损失），孰重孰轻是杆握在民众手中的秤，而最大的民生不是政府对专有对象给了多少补贴，而是全面的减税政策。改变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通过对企业和个人收入的减免税让民众在财富增长中能多分一杯羹。也只有国民的个人收入快速增长，才能增加消费、改变GDP中的投资依赖，让消费成为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及时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没有了及时性又何来的科学性呢？能省力讨好的事，为什么非要变成费力不讨好的事呢？